闪耀在记忆中的三分部生活

因为没有网络，所以王匡对大学情况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父母和老师的介绍。王匡的父亲毕业于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受到父亲的影响，王匡便将此作为他的高考志愿，并且顺利地进入了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就读。初入校园的王匡心思稚嫩、充满朝气，对未来感到期待却又迷茫。当时的他还不知道，一次看似自然而普通的志愿填写，却是决定了他人生走向的转折点。王匡与无线电系长久而紧密的缘分就此开启了序章。

和其他系相比，无线电系对学生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王匡认为无线电系对学生的培养体系是比较全面完备的。经过四年的本科学习，王匡不仅收获了知识，还锻炼了学习知识的能力。王匡记得有一个暑假是学习做收音机：电路板和元器件都是从工厂里买来，学生只需要把元件焊上去调试就可以了。但是调试是需要功力的。把收音机装好之后，大部分人的都能响，但是有人无论怎么调都只能收到一个台。虽然结果如此，但对于王匡来说，过程中锻炼了实践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令王匡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有教数字电路的何小艇老师。何小艇老师上课风趣诙谐，不会照本宣科，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授课。他讲解知识点深入浅出， 容易理解。在上课过程中还穿插讲述一些与课程相关的趣事，令上课的同学不易分心走神，因此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他的课堂让王匡获益匪浅，也为他之后的科研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的无线电专业是在钱塘江边上的浙大三分部办学的。三分部的生活条件比不上现在，冬天的热水供应比较迟，洗澡只能在水房拿冷水冲。大家一边冲一边唱歌，好像这样就可以驱散寒冷。实在冷得受不了，就沿着之江路步行两三公里，去闸口电厂。洗个澡、吃碗面，再看场电影，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学校。当时一个班的学生本科四年都住在一起，同学之间感情非常好。在朋友的陪伴下，当时的王匡也不觉得大学生活过得艰辛。 而不经意播种下的友谊的种子，如今已都长成参天大树，成为彼此的荫蔽。

当时娱乐设施不多，在业余时间里男生大多健身，女生则搭乘公交车进城逛街。在三分部，一片长着杂草的沙地就算是足球场了。虽然条件一般，却是标准的场地。下课之后，大概四五点钟，王匡会去踢场球。王匡空闲时十分爱看书。文学历史，涉猎广泛。其他人只能用掉三分之一的借书证，他却用掉了一本半。图书馆规定每人一次最多借六本书，但因为王匡想借的书多，图书馆老师也会允许他一次借八本。当时看过的书，王匡倒是没什么印象了，但是他认为阅读对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与他日后的选择与发展也存在一定联系。

在王匡的叙述中，那些关于学生时代的记忆都是耀眼而闪光的。在什么都没有的日子里，大学生们却总有挥洒不尽的热情与干劲。工科专业的女生稀少，女生所住的九号楼被形象地称作“熊猫馆”，但是当时的社交舞会倒是不少。到了大三以后，每隔一两个周末，同学们总会组织一次舞会。王匡也向同学学习跳舞，但是他只学会了慢四，快三怎么都学不会。组织舞会很简单，把室内的桌椅往两边一挪，打开音响，就可以结对跳舞了。虽然条件简陋，气氛却是十分高涨的。

尝遍酸甜苦辣的科研攻坚经历

本科毕业后，王匡选择留校深造，1995年获浙江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博士学位。王匡从读博士开始研究数字电视，并且先后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分别是关于“高效、抗干扰无线宽带图传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应用”与“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系统关键技术与设备”的研究。

1996年，王匡刚刚毕业。当时科技部牵头想做数字电视项目。全国联动，集中攻关。全国包括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等差不多十几个单位一起参与。国家统一安排科研进度，每个科研单位专注于一个模块，同步推进。王匡的团队负责的是调制解调。大家都觉得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在国内没有先例，国外也才刚开始研究。而且当时没有合适的器件，一个FPGA有巴掌大小，却只有一万门电路，这就需要把传输通信的模块切割成相应的功能块，放在不同的FPGA里面。在开始这个项目之前，王匡就已经预感到困难重重。但是国家认为不做的话就永远落后，于是王匡带领着团队中的学生们毅然投身于科研工作中，一干就是两年。

两年科研生活的酸甜苦辣，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团队成员每天早上八九点到实验室，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去，没有周末，可以说几乎没有自己的业余时间 。因为脑力消耗极大，虽然大家都挺瘦的，食量却很大。有次他们在火车上的餐车吃饭，桌上吃剩下一碗汤。于是一人向服务员又要来了一大碗饭，把汤拌上饭，津津有味地吃完了。服务员对此都感到了震惊。

研究过程中最令人崩溃的是，晚上调好的电路板，第二天早上来数据就又不对了。这是因为电感的电感量可能因为环境潮湿，甚至因为有人跺了下脚而产生偏差，导致信号频率存在偏差。因为器件的限制，捕捉带宽做不了太宽，频率偏差一点可能就无法捕捉到了。期间，实验室还曾遭过贼，某天早上大家发现机器的硬盘全部被人偷走了。幸好那时候他们的安全意识比较强，除了用于平时实验的大房间外，还有个房间放着服务器。每天晚上在回去之前，全部数据都要在服务器上备份一次。所以重新买来硬盘，导入数据也就把问题解决了，否则一切都前功尽弃。

第一次到北京进行系统联调是失败的。当时六个人去北京，回来时大家心情都不太好。下火车时数了数行李觉得没少什么，但是在火车上有人把大包里的小包拿了出来，就少拿了一个包。少拿的这个包是最关键的，板子都在里面。下了火车他们马上打电话到车站问，幸好那个包被列车员捡到了。又是一场虚惊。

从北京回来之后又用了一两个月，终于调试成功了。当天早上还没有连通，团队里其他人问王匡，还去不去北京了？王匡回答说，必须得去啊。于是提前先把晚上的火车票买好了。离发车差不多还有两个小时，终于连通了。两年来，笼罩在大家心头的忧虑在此刻烟消云散，还有人高兴地原地跳起。

在北京测试时，北京中央台的发射塔发送信号，王匡等人把机柜装在车上，在北京周边开车，收得到信号就算成功了。项目圆满完成后，领导们纷纷来参观，中央电视台也来报道。这是国内第一套数字电视系统，全世界是第三套。前两套分别在美国和欧洲。王匡当时做的地面广播是最难的，这个完成之后再研究有线接收和卫星接收就容易了。

而此时完成的只是功能样机系统，之后王匡等人开始了下一个项目，目的是把这个系统小型化，在99年国庆阅兵时用于现场直播。时间比较紧张，只有一年时间。等差不多完成时，王匡去无锡加工板子，却发现板上布线存在问题，于是他又在那边停留了三天，重新调整。每天晚上闭上眼睛，他的眼前全是花花绿绿的布线。最终项目还是顺利完成了，原来庞大的机器，现在变成了几块板子，装在盒子里。国庆阅兵时，这些机器被安置在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多个地方，领导家中也各有一台。

2000年年底，发改委开始做产业化工程，在北京、上海、深圳设立了实验区，立了发射塔。王匡团队所获得的成果并不逊色于国外，不做产业化很可惜。当时学校也鼓励校内科研人员去创业。于是王匡在姚庆栋老师和仇佩亮老师的帮助下，走上了创业道路。他们主要研制芯片，即把原来很大的机器板子变成一个芯片。当时数字电视主要是美国、欧洲、日本三大标准，后来中国自己也出了自己的标准。现在已形成专利，浙大是起草方。国内外的电视机厂如康佳、长虹、创维、LG、三星等都需要支付专利费。

2002年，王匡在北京出差时接到了系里的电话。在电话里，王匡被告知，全系的教授经投票，一致通过了他担任系主任一职的决议。王匡在此之前从未担任过行政职务。他除了在学校里做科研工作之外，和外面的接触也比较多，包括各个部委、发改委、科技部、教育部、以及地方政府等。和企业的接触也较为频繁。当时系里正处于成长期，王匡认为大家想让自己当系主任是因为希望他能把系带出去，相对来讲他的思路更开阔一点 。“校企结合”的思路就是王匡提出的。他邀请校外的官员和企业的老总来给学生上课。他们非常乐意来，教授学生一些企业管理知识或是给予就业方面的指导。

后记：

和王匡老师的交流持续了两个小时之久。他的言行举止中流露出亲切随和的气质，却又不失沉稳自信的风范。在分享他多年来的阅历经验时，他的眉目之间依然显现着属于年轻人的活力与志气。科研人员严谨踏实的品质，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精神，这二者在王匡老师身上巧妙融合、相辅相成。笔者不禁心想，也许这正是信电人所共有的特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