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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在异乡为异客――难忘的毕业设计

编辑:xdx 日期:2016-10-24 访问次数:701

独在异乡为异客——难忘的毕业设计

作者:何国柱

63届无线电技术专业校友

曾任无线电系学生会主席

那是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我们58级学生进入了五年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学期。毕业设计成了我们工科学生在这最后学习阶段的压轴戏,老师和同学们都极为重视。

元旦过后,我们无线电专业58级三个班约四十名同学由学校安排去成都无线电测量仪器厂(原第四机械工业部七六六厂)进行为时一个月的毕业实习。在完成了实习任务而准备返校的前夕,带队的张德馨老师和实习队领导突然宣布,经学校与工厂联系落实,决定在实习同学中留下五人与另一带队的年青老师徐胜荣一起继续留在七六六厂进行为时四个月的毕业设计。被选中的这五位同学是:581班的顾伟康;582班的何国柱、宋根兴;583班的俞德炎、姚荣庆。

毕业设计小组六人合影。左起宋根兴、姚荣庆、顾伟康、徐胜荣、何国柱、俞德炎

要说在七六六厂这样全国重点的无线电企业里搞毕业设计,它的客观条件和专业工作环境是十分有利的。所选课题能充分结合实际,真可谓机会难得。但是,在没有任何事先准备的情况下,在远离母校的成都,要在长达四个月的期限内完成好这一任务,确实存在着不少困难。

送走了完成毕业实习返校的同学们以后,我们师生六人马上安定下来,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讨论。我们详细地研究了各人毕业设计的具体项目,提出了各自的目标和要求。我们分析了面临的各种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措施和办法。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留厂搞毕业设计的同学,学习成绩都比较优秀,并且具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学校领导信得过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完成好任务。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抓住这难得的实践机会,不仅要把毕业设计搞好,而且要从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两个方面提高自己,以使自己在毕业以后能更好更快地服务于祖国的无线电事业。

与我们一起在该厂进行毕业设计的还有一批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同届毕业班学生。我们甚至与他们暗暗较劲,下决心与他们比一比,看谁学习勤奋、看谁工作更出色、看谁毕业设计质量更高、看谁能给工厂留下的印象更好。我们一定要拿出真本领、做出成绩来,让厂方领导和工厂员工感到浙江大学的学生就是好样的,从而为母校争光!

当时,我们国家仍然被暂时困难的阴影笼罩着。人们的经济生活仍然比较困难、十分清苦。我们在七六六厂四个月期间的生活,离温饱水平相距甚远,饥饿感是时常出现的。但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从不叫苦,大家还会想出各种办法去克服困难与饥饿,而且在行动上更加珍惜时光,更加勤奋地工作与学习。

记得那年春节期间,我们六个人一起冒着刺骨的寒风,将搜集到的猪肉票到熟食店去排队买熟猪油,作为十分精美的储存食品,以备节后补充营养。及至春夏交换之际的四、五月份,当时的成都市场已开始呈现一些复苏的迹象。在锦江桥头常会看到一些卖红苕(蕃芋)的小商贩,二角钱一斤,十分诱人。每当我们周日上午去工人文化宫浴室洗澡回来路过锦江桥头时,总是要详细策划一番,然后精打细算地从伙食费中扣出多少角钱,买上几斤热气腾腾的红苕,六个人饱餐一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红苕的香甜味道,足以胜过如今餐桌上的那些美味佳肴。

我们对工作计划抓得很紧很紧,规定的阶段目标,只能提前,不能延后。除了白天上班工作十分努力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加点,去工厂大楼的工作室学习和工作。那时我们年青,风华正茂,朝气蓬勃,乐观向上,记得在去工厂大楼的路上,我们总是排着队列,一边迈步前进,一边引吭高歌。那“洪湖水,浪打浪”,“小曲好唱口难开”,“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等这些当时还不十分流行的电影歌曲,在那段时间里却都被我们六个人唱得滚瓜烂熟了。

时光进入到一九六三年的五月份,我们已面临毕业设计的结束阶段,我们的工作也抓得更紧了。为了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达到高标准、严要求。我们六个人经常一齐出发,走远路去望江公园旁的四川大学图书馆找资料。由于来往交通不便,经常为了查询难题的求解方案而误了中午吃饭时间,等我们饿着肚子疲惫地赶回工厂时,差不多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了。虽然没有及时吃上中饭,不过想着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家仍然十分开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五月下旬,我们都已按照预定的要求和目标完成了各自的任务。我们毕业设计的具体任务是解剖法国进口的、当时是很先进的SMF信号发生器。我们进行反向验算,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严格的测试,再经过反复验证、推敲和计算,终于弄清楚了那台信号发生器的设计思想。我们把一套反向设计资料作为毕业设计的成果留给了七六六厂,为工厂以后的仿制设计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受到了工厂领导的多次夸奖,也得到了一起搞毕业设计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同学的赞赏。

七六六厂计量室主任陈以松老师是我们浙江大学早年毕业的学长,他主动担任我们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陈老师理论知识渊博,实际工作经验丰富,而且办事极为认真,待人和蔼可亲。他对我们的工作、学习都关怀备至。我们能在远离母校的七六六厂进行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并都获得了成功,与这位学长的热心帮助是分不开的。

由此想来,我们浙江大学当今有近六十万的校友遍及各行各业和世界各地,广大校友之间饱含深情,相互帮助蔚然成风,这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当年学长陈以松老师对我们这些年青校友的关爱就是例证。这种关爱母校、关爱校友的精神,我们要一代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共同为母校争创世界一流大学而贡献力量。

在我们毕业设计小组内部,大家团结友爱,相互帮助,宛如亲兄弟。我们各自有明确的任务和严格的分工,但又强调团队精神,相互取长补短,联合起来应对面临的各种困难。在四个月的亲密相处中,我们已形成为一个奋发向上、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不低头而很有战斗力的小集体。

顾伟康同学给大家的印象十分深刻,我们亲热地称他为“小迷糊”。尽管他生活上有时会“拖拉”,但他天资聪明,学习勤奋,肯刻苦钻研疑难问题,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在解决各种问题时,他往往胜人一筹;在为集体办事和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方面,他总是积极主动、从不含糊。

毕业设计小组与计量室部分技术人员合影,作者位于照片最左边

俞德炎同学是工农速中毕业入校的调干生,他比我们年长一些。他学习刻苦努力,成绩骄人;他待人诚恳,办事稳重。我们十分信任他,亲切地称他为“老大哥”。相对于我们这几个较年青的学弟来说,他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勤勤恳恳地为大家办事,脚踏实地,带领我们搞好工作和学习,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会对他产生一股亲切、感激之情。

徐胜荣老师既是我们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又是我们毕业设计小组的领队,什么事情都得管。徐老师十分年青,实际上他是只比我们高一届的同专业57级的学生。他参加工作才半年,就独自带领我们这群高年级学生在那远离母校的成都七六六厂搞毕业设计,他心中的焦虑和承受的压力比谁都大。但出于高度的事业性和责任感,他没有任何当老师的架子,与我们打成一片,团结与共,艰苦奋斗,去克服各种困难。

他千方百计地开辟各种信息渠道,争取母校教研室老师们的支持和帮助,解决我们毕业设计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他为我们毕业设计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幸的是两年前徐老师因病逝世了,我们为他的离开感到十分悲痛,每当我们当年在成都搞毕业设计的老同学相聚时,都对他表示深切的怀念!

五月三十一日是我们启程返校的日子。七六六厂计量室的青年技术员们,用一辆大车将我们的行李送到火车站托运。在站台上,大家热泪盈眶,依依不舍。开车前,工厂鞠元凯副总工程师手捧一束鲜花,兴匆匆地赶来为我们送行。鞠总是留苏归国专家,自矜颇高,他能来为我们送行实为难得。火车启动了,他们还没有离去,不停地向我们挥手致意。四个月来,我们与他们亲密交往,共同学习和工作,共同参加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四十年后的校庆日,作者与原浙江大学副校长顾伟康同学相聚杭州,共同回忆那难忘的毕业设计,依然津津乐道,谈笑风生。作者位于照片右侧

返校的路上也有一些难忘的插曲。我们于六月一日早上抵达重庆,打算乘长江轮船直达上海,然后坐火车回到杭州。但是,我们所能买到的轮船票是三天以后的五等舱票。所谓五等舱,实际上就是在甲板上找一个角落,搁下自己的行李算是抢位置,等人员走动少时可以打开铺盖休息。

由于五等舱票价特别便宜,倒也适合于我们这样的穷学生。在重庆等轮船的三天时间里,由于我们已胜利地完成了毕业设计任务,显得一身轻松,玩得特别开心。我们宁愿省吃俭用,甚至忍饥挨饿,也要省出几个铜板去游览重庆的市容市貌,还兴致勃勃地造访了市郊的南温泉、北温泉和著名的朝天门码头等名胜古迹。

当我们踏在轮船的甲板上,行驶在长江江面上时,头顶蓝天白云,可以尽情地欣赏两岸风光。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沿途的绮丽风光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常常会激起我们这几个胸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学子思绪万千,心潮澎拜。多少次,那古人留下的歌颂长江的有名诗篇,会在我们心中默默地背诵和叨念。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衣。”“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在我们由重庆直下上海的航程中,这些中华文化的璀璨诗篇,在情景交融的畅想中,都一一得到了印证和体验。

大约在六月十日早上,我们一行六人,带着毕业设计的丰硕成果,几经曲折,终于回到了母校。然而,在我们外出的近半年时间里,我们无线电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想当初,我们离开母校去成都时,我们的无线电系教学办公楼和学生宿舍都在玉泉校区的校本部,而当我们回校时,我们无线电系已全部搬到了新家,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钱塘江伴、六和塔旁的原之江大学校址------浙江大学三分部所在地了。

作者时任无线电系学生会主席和分团委委员,位于照片后排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