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无线电岁月

黄恭宽口述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13级本科生 马涵之 整理

编者按：黄恭宽老师1958年于浙大电机系发电专业提前毕业。退休前长期从事《电磁场理论与微波技术》教学和科研工作。曾兼职担任“浙大分部与信电系”党总支书记（1988-1996）。本文通过整理黄恭宽老师口述材料，部分还原无线电系在浙大三分部的办学历程以及信电学院《平安基金》的建立过程。

三分部篇

1955年，我从福州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后，考入浙大电机系发电专业。当时浙大只有电机、机械、化工、土木四个系，刚从大学路搬到玉泉新校区，只有教一、教二、教三，三座教学楼和五幢学生宿舍，校园主干道是黄泥煤渣路，食堂是毛竹支架茅草屋顶。从1955年入学的开始改为五年学制。

1958年大跃进，学校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增办很多新专业，师资不足，就从在读的55级学生中挑选一部分提前毕业。电机系第一批提前毕业的有十多人，我也在其中，报道后分配到新办的无线电专业和筹办的电真空、半导体专业。随后于1959年、1960年又有几批提前毕业的分配新专业。1959年还安排大批海岸部队转业到各专业实验室。1960年3月电真空专业从筹办时6个人（周文、储璇雯、凌世德、秦程如、周林保和我），猛增至30人（包括半导体短期合并过来的教师）。

1960年，国家正处在苏修、美帝的威胁，全国都动员起来，“深挖洞、广积粮、积极备战”。考虑到“各自为战”的情况，浙江省也需要“两弹”，周荣鑫校长承接在浙大培养《两弹》的科技人才。于是，在全校各专业抽调教师（我也在其中），筹办工程物理（原子弹）和工程力程（导弹）两个系，对外称10系、11系。为转移外界注意力，全校其他各系各专业名称也一律用编号代替。比如无线电系为8系，801为无线电专业。802为电真空专业，803为半导体专业，804为自动运动专业；电机系为6系，等等。

钱塘江边，月轮山下，在解放前有一所教会办的之江大学，解放后撤销，改办浙江师范学院，浙师院搬到城里后，改为省委党校。省委、省政府对浙大培养《两弹》人才十分重视，将党校迁到文二路，校区转给浙大10系、11系，构成浙大三分部（浙大原有总部和二部），保密邮箱为杭州市140信箱。浙大副校长王谟显担任三分部总负责人，并全家搬到上红房居住。三分部成立后，公安厅白厅长亲自到学校来作保密工作的报告，派人建立保密科（一科），派部队到三分部站岗巡逻。我们控制组也在1960年底从浙大教五搬到三分部。整个校区封闭式保密，各教学楼、实验室的大门口都有值班人员，不许无关人员进入，教师备课借出的参考资料每天晚上11点之前交给一科保管，教学楼之间不能随意串门，会客一律到校门口的传达室。

11系没有任命系主任，有三个副系主任，分管三个方面。马元骥老师主持系务会并分管结构与动力；朱自强老师分管材料与燃料；姚庆栋老师分管控制。“控制”有4个专业，分别为1105专业（无线电制导）、1106专业（惯性制导）、1107专业（红外制导）和1108专业（计算机）。现在看来，姚庆栋老师确实远见卓识，如今计算机已发展成各高校几乎都有计算机系，惯导已发展为利用卫星控制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红外制导已发展为激光精准制导。

“控制”4个专业的教师都是从电机系和光仪系抽调过来，基础知识、专业知识都有差距，有关“制导”的实用知识都是从零开始。周荣鑫校长请来导弹之父钱学森给我们开几个讲座。听后感到问题很多，困难重重，但是大家都表示，祖国需要，我们拼命也要上，决不后退。紧接着我们到航空院校学习取经一个星期，回来就给从各专业三、四年级调拨过来的学生上课。1960年10系11系开始正式招生，加上上海科大送来委培的学生，三分部在校学生达两千多人，学校又增派一些教师，包括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韩祯祥、陈仲仪等老师。另外还调来一些技术水平高的金加工、木工、电工、玻璃工、泥工等老师傅。三分部的师资队伍、实验室、加工厂都已初具规模。

10系11系在三分部办学三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了贯彻国家的调整政策，于1963年7月停办。63届毕业生分配到航空航天单位，60-64班的学生到学校相近专业继续学习。物理系和无线电系同时搬迁到浙大三分部。

1963年秋季，我回到无线电系电真空专业，并被安排到微波技术组。我原来担任的《真空技术》课的教学和实验都已经有教师、实验员和技工。无线电系各专业都已有条不紊，步入正轨。我在11系担任的几门课的教学工作（包括“自动调节原理”、“微积分”、“变分法”、“陀螺原理”等）只能放下，重新趁这过渡时期补修“电子管”、“束管”、“离子管”和“微波管”等电真空的主干课程，比较全面地掌握电真空专业的知识，以适应新的教学、科研工作。1964年电真空专业接的一项**科研任务，一Q波段炮瞄雷达的最重要器件——“8mm反同轴磁控管” 。是由华东局科技处组织协作研制炮瞄雷达的最关键一环，经费达25万元，在当时是学校较大的科研项目。该项目负责人周文老师、季敬川老师组织专业教师、实验员集中力量、分工负责，还积极与校外单位合作解决8mm检波管、冷测热测设备，磁钢以及多种特殊材料。根据华东局科委的部署，研制成果将移交上海灯泡厂生产，所以上海灯泡厂是最主要合作单位。

1964年秋，周文老师、陈曾济老师和我被抽调去参加肖山县新江岭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完成后又转到肖山县径游公社搞社教。但是华东局科委经常来校督促检查科研项目的进展情况，并要求各个协作单位必须按时完成相应的配套协作任务，抓得很紧。社教与**任务，权衡轻重，1965年春上级领导决定把我们从径游公社“四清”工作组调回学校参加“8mm磁控管”研制。周文老师和季敬川老师两人配合默契，全教研组齐心协力，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尽管后来受到“文革”冲击，但“8mm反同轴磁控管”的研制任务还是按时完成。据说此项目所完成的毫米波炮瞄雷达正赶上运抵“珍宝岛”前线。

电真空专业完成“8mm磁控管”研制，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高校同类专业接受这种理论和工艺都很高要求的课题，还是第一次。研制成功为日后继续研制其它类型磁控管打下坚实基础，也为争取同类课题创造实验和工艺的良好条件。

“8mm磁控管”研制任务的顺利完成，不但使电真空专业提高科研水平，而且在教学方面，增加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使学生既能学到理论知识，也能掌握工艺技能，受益匪浅。

文革结束之后，全国有关“统编教材”的会议上，电真空专业被推选编写《微波技术》，这是我们系承担编写的第一本全国统编教材。沈致远老师担任主编，全体微波技术小组的五个人参加编写，清华大学张克潜老师等负责审稿，**工业出版社出版。《微波技术》一书出版后，受到各校任该门课教师的好评。

1981年系领导提出每学期有一门课用外文教材，提高学生外文阅读水平。《电磁场理论》课作为试点之一，选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R.K. Wangsness教授编写的《Electromagnetic Fields》原版复印本，在全系79班开始教学。随后两次在全国《电磁理论与微波技术》编委会的会议上介绍我们系该课程采用英文教材的情况。1990年改用我和钱乙君合作编写的《Electromagnetic Fields and Waves》讲义，直至2000年，钱乙君老师退休，我们系的“电磁场”这门课用英文教材达17年之久，是全国仅有的学校。随着中学英语教学水平逐年提高，考进浙大的学生都已经有较好的英语阅读能力，也许用英语教材已成历史。“电磁场”这门课也已经转为采用中文教材。

    平安基金篇

早在1997年我和钱乙君到深圳过春节，肖清芳校友打电话告诉段永平校友，阿段电话告诉肖，他出差在广州，马上赶回单位，叫肖清芳先带我到步步高（广东东莞）。我和肖清芳乘李倍的小汽车到东莞。阿段回到“步步高”和我们茶聊之后，到酒店吃饭，我先说明我从不喝酒，接着阿段就宣布大家都以茶代酒。在座的还有6位厂级领导，我实在不好意思让大家都陪我不喝酒。阿段就向他的同事说明他在校时和我的友谊关系非同一般。席间肖清芳替我说明系里成立竺可桢教育基金会信电系分会的事。段永平校友说明当下“步步高”刚筹建阶段，厂房只建两幢，资金比较紧，但无论如何也得对信电系成立教育基金分会表示一点心意，并与李倍约定两人各捐10万元。校庆100周年之前段永平委托同班同学陈智勇把10万现金送到系里。后来我和张维卫老师到深圳，李倍也把10万元支票请张维卫老师交给系教育基金分会。这是校庆100周年信电系教育基金分会的两笔较多的捐款。但段永平却说，厂正在建设中，资金紧，确实只能这样，以后一定争取多捐一点。

2007年浙大华诞100周年，校领导通过周建华老师与段永平校友联系，阿段也有意向母校捐赠，结果是用他在美国赚的钱向学校捐3000万美元，后又与网易的负责人丁磊等共同捐赠1000万美元，这是浙大获校友最大一笔捐款。按当时汇率计算为3亿多人民币。校庆前阿段和一名律师从美国来学校签定捐赠协议，他希望仿照斯坦福大学的做法，把捐款主要用于助学，而且其中贷款部分，规定免利息，毕业后20年归还本金。学校决定给他名誉博士名誉教授，他都谢绝。他通过周建华告诉我，他会到系里来，校庆前系领导请段永平来开座谈会，和老师聚聚，我骑自行车去参加座谈会，到校门口正好遇上张素琴和段永平乘的小汽车进校门，阿段看到我，就叫驾驶员停车，下车来和我步行到信电系大楼，边走边聊，相见如故，以前在校时的往事，历历在目。在信电系会议室阿段和我们几位老师座谈结束时，约我们到黄龙饭店吃晚饭，席间阿段主动问我们教师的生活情况，还有什么困难。我和周建华老师事前也说过，除了向学校捐款外，能否也给系里做些什么，于是我直接提出，教师当时的工资低，公费医疗在用药范围、高端医疗设备等有一定限制，如果患有重病就麻烦了，有些能治病的药要自费，一般公费报销的药有时治不了病，所以一次重病可能就造成全家经济困难。我们物电专业（原电真空专业）有位教师在本校学习五年成绩全优，毕业留校工作，任劳任怨，教学、科研都有很好表现。可是不久患肝炎并发展成肝癌，不幸的是同一时期，他的母亲和弟弟也是患了肝癌，这对他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都十分沉重。段永平听到这样的情况，就提出为退休教职工成立一个基金会，经初步测算大约需100万美元，他自己捐50万美元，希望本系校友都来关心这件事，一起加入这个基金会的慈善捐赠，大家对段永平校友的关心和善举都表示赞赏。接下来就考虑基金的名称，第一个提出的是幸福基金，我考虑后提出还是叫《平安基金》好些，平也是意含段永平的平。幸福是锦上添花的感觉，平安是雪中送炭，尤其对患者来说。大家赞成用《平安基金》，名称就这样定下来。

《平安基金》对象除了信电系退休教职工以外，还特别增加一位原三分部的卢医师。段永平对卢医师印象很深，并有感恩之念。卢医师当时是三分部医务室唯一正规医学院本科毕业的，医德好，关心患者。段永平就学期间患病，甚至休学、复学都是卢医师经办的。还有一次，段永平在山上被胡蜂蜇到，疼痛难忍，到医务室求医，医务室没有特效药，卢医师叫他稍等，特地跑到家属区找一个婴儿的妈妈要一小杯母乳，拿回来给他涂抹，结果止痛又消肿，据说这是民间秘方。那时段永平特别感动，如今他没忘记。所以提出了卢医师加入为基金的对象。

除了段永平的50万，还有一半没完成，哪个校友来捐？我感到有点难，所以在深圳找陈明永校友商量。陈明永很热心，表示一定想办法促使基金会按时成立。后来他和另外两位校友合伙捐35万美元，但约定捐款不留名，可是到学校竺可桢教育基金会负责财务的顾瑞林同志那里，却认为资金来源要有姓名，所以我自作主张让他写陈明永，其他两位校友姓名，我不知道，这件事只能请那两位校友谅解，不是陈明永违反约定，而是我对顾玉林说的，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有其他校友总共捐了十几万美元，系里杨冬晓老师也捐了。这样基金会的钱基本解决了。

《平安基金》经费解决之后，就要按照段永平和学校竺可桢教育基金会（在美国注册的中国慈善组织）的要求，制订基金会章程。章程涉及到怎样管理，钱的使用对象，什么情况下用钱，章程的通过和修改权等，我们没有制订过，看似简单，其实相当复杂。段永平抽不出时间，委托他同班老同学卢小林办，学校由竺可桢基金会秘书张美凤和财务负责人顾玉林同志协助。我们的初稿要给张美凤修改，并请周建华、杨冬晓看过，然后用E-mail发给卢小林，卢小林（在德州达拉斯）看后并发给段永平（在北加州湾区），段永平提出修改意见后，再反过来经卢小林到我手里。这样反复来回12次才定下来。我和杨冬晓、钱乙君整个春节期间就为此事忙一阵。章程制订后，基金会成立时，卢小林代表校友参加，会上推选杨冬晓老师兼任基金会主席，各专业推派一人参加，以便及时了解退休人员的情况。经过多年基金会的运行，全系退休教职工和捐款的校友都很满意。

《平安基金》在筹备、章程制订和运行过程，得到诸多校友的热情关心与支持，有目共睹，不尽详述。